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经有一个英文名字“莫理循大街”。莫理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晤士报》的一名驻华记者，当时曾流传着莫理循的一篇报道抵得上中国官员3份奏折的说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又担任包括袁世凯在内的4位总统的政治顾问长达8年。
□莫理循是一位身高接近1.9米，体格健壮的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共生活了20多年，可以算是个中国通了，但莫理循并不懂中文，他所掌握的中文词汇不超过20个。
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小时候不太喜欢学习，而是喜欢搞一些恶作剧，此外，还有一些东西让莫理循显得有些与众不同，那就是他酷爱探险。
1894年，31岁的莫理循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从这时起，他有了莫理循这个正式的中国名字。从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他就被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深深吸引了。
当莫理循完成他在中国西南的旅行后，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这时，莫理循把自己在中国的旅行见闻用一个月的时间整理成书，1895年，《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出版了。
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各国都在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伦敦的《泰晤士报》经理莫伯利·贝尔的办公桌上也放着一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长期以来，《泰晤士报》一直是靠自愿或兼职的投稿者获得中国的稿件，这时，贝尔觉得，中国的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焦虑，他需要马上派一个自己的人常驻那里。
在得知自己获得了《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的职位，并且月薪高达50英镑时，莫理循极力控制住自己兴奋的心情。1897年3月15日，莫理循在北京使馆区里找到房子安顿下来。50英镑对于莫理循来说，已经是足够丰厚的薪水，他一下雇了七八个仆人，这些仆人的月薪加在一起不到6英镑。这一年莫理循已经33岁，他的后半生都将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1897年7月的一天，莫理循接到了《泰晤士报》的采访任务，要他去东北调查俄国人在那里修筑铁路的情况，这是莫理循到达北京后接到的第一项采访任务。带上地图、日记本、相机和全套的旅行设备，莫理循上路了……
在将近4个月的调查中，莫理循从不止一个俄国工程师那里打听到，亚瑟港是西伯利亚铁路最后的终点站。亚瑟港的中文叫法正是中国境内的旅顺口。这意味着这条铁路穿过的整个地区都将被俄国控制，将直接导致英国商品销售市场在这一地区的彻底关闭。莫理循连夜写好报道，将他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以第一时间发往伦敦，出色地完成了《泰晤士报》交给他的第一项采访任务。
□1902年，莫理循从使馆区搬到了王府井大街，按他的话说，他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在这里他一住就是15年。由于他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以致后来王府井大街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1900年之后，莫理循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月50英镑涨到100英镑。这时，他准备要实现建一座个人图书馆的愿望。
1902年，莫理循把家搬到了王府井大街路西，他把5间南厢房全部打通，建成了一座图书馆，整个改造过程历时3个月。
莫理循是个条理清晰的典范，为自己的图书编写的索引目录分上下两册，共1500多页。里面包括他收藏的24000多种书，还有一些小册子、一些地图、一些文件。
图书馆就像莫理循的城堡，他把索引系统做得非常完善，每当拜访者怀着求助的心情望着莫理循时，无论这是一份多么不起眼的材料，城堡的主人总能十分从容地走到某一处，取出你所找的那一本。
位于王府井大街98号的莫公馆似乎永远门庭若市，人们在查阅书刊与闲聊之际，交流有关中国的最新消息，而主人则从来访者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信息。莫理循说，他的家简直就是中转旅店、情报局和图书馆的结合体。
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很多刚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抱怨，一下火车，黄包车夫不由分说，便把他们从前门火车站径直拉到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家。因为在车夫们看来，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必定是来找莫理循的。
王府井大街被称作莫理循大街，可能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吧。
在首都图书馆的古籍部，保存了一张英国人1936年绘制的北京地图，这是一张专门给外国人绘制的充满插画的地图。这张图上，在紫禁城向东两条街的位置，我们不难找到“莫理循大街”的字样，这正是今天王府井大街的位置。
□1912年5月，莫理循接到了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中华民国希望聘请莫理循担任政府顾问的想法，莫理循把做政府顾问的利弊列了一下，最终决定接受这个职位。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得到了列强对新政权的认可，他知道《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在为他争取外交支持上功不可没。而就在不久前，伦敦《泰晤士报》又开始人事调整，国外新闻部主任退休了，新来的上司总是觉得莫理循对中国的报道有失客观。
政府顾问这个职位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如果离开已经效力17年的《泰晤士报》，能否得到一笔可观的退休金……最终，莫理循决定接受这个职位。当时他的年薪为3500英镑，几乎是《泰晤士报》工资的3倍。这一年莫理循50岁，似乎迎来了新的人生。
与此同时，莫理循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新的女秘书———21岁的珍妮小姐。莫理循发现50岁的他居然爱上了这个美丽单纯的英国女孩。在众多的追求者中，珍妮最终选择了身边这位德高望重的政府顾问，半个月后，莫理循和珍妮完婚了。
□对新职务充满期待的莫理循渐渐发现，政府顾问其实只是个虚职。1915年2月5日，袁世凯会见莫理循，神情十分沮丧，低声告诉他不能作任何记录。之后，袁世凯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拿给了莫理循。
日本要中国政府同意把中国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莫理循非常愤慨。不过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莫理循不能直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外界，所以，有一天，他邀请他的朋友端纳来到他的家里。端纳后来作为蒋介石的政府顾问名噪一时，当时他正是莫理循离开《泰晤士报》之后的继任者。
当端纳走进客厅时，莫理循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将一叠文件放在了茶几上，然后对他说：“对不起，比利·端纳，我要出去喝杯茶，过一会儿就回来。”端纳知道，这是一个信号……
端纳抓住时机，迅速向茶几走去，伸手摸出莫理循似乎作过暗示的那些文件。这正是莫理循从袁世凯那里得来的关于“二十一条”的确切消息。2月12日，《泰晤士报》以《21条纲要》为题进行了报道。不久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美国的联合通讯社也纷纷转载这条消息。北京的消息在大战期间再次引来世界的关注。
经过了这番努力以后，中国政府成功地拖延了好几个月，日本已经不可能全部得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了。
修改后的条约被称为《民四条约》，在经过将近4个月的艰难谈判后，终于在1915年的5月7日签订了。这份条约与《二十一条》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第5款中的7条被全部删除了，这也是条约中最恶劣的条款，这使得中国免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民四条约》最终还是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
虽然在这件事上，莫理循帮了袁世凯的忙，但是他毫无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像是袁世凯整盘棋中的一粒棋子，这让他对政府顾问这个虚职更加失望。他准备在这一届顾问期满就离开中国。
□1918年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同年12月，应徐世昌总统之邀，莫理循以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技术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
当时，莫理循住在伦敦，巴黎和会的代表们到巴黎后，就把准备在会上发言的所有要提交的文件拿去给他过目。他看后说，写得太糟糕了，按照这个东西争取权益可能会失败。后来，他重新连夜修改，弄完以后自己却病倒了，于是没有办法完全参加巴黎和会。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向和会提出收回战前德国侵占中国胶州湾、胶济铁路和山东的一切权利。然而，日本竟然要求和会同意把德国的侵华权益转移给日本，并得到英、法、美三国的支持。消息传回国内，这一年的5月4日，北京的爱国学生3000余人上街游行，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中国爆发。
莫理循知道，自己试图使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道路的所有努力，似乎都失败了。第二年的1月，莫理循的病情愈加严重了。这时，他给尚在中国的珍妮去了最后一封信：“我把所有文件信函和日记都留给您，由您全权处理。它们是远东现代史有趣而又直接的纪录，对历史学家颇有参考价值。”
莫理循不厌其烦地为我们保留了当年他身边的每一个历史细节。据初步统计，仅仅是票据的收藏就达到4000余张，另外还有各种图片、照片收藏近2000张。而最庞大并且自成体系的则要数莫理循的日记书信和备忘录这些文字材料了。莫理循是个做事及其严谨的人，从16岁开始他就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42年从不间断的日记加在一起有100万字之多。这些是任何官方记录都无法传达的。
1920年1月，莫理循病逝于英国的西德茅斯。西德茅斯的一片墓地中有一座墓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上面没有树立十字架，而是用中国样式的汉白玉围栏围起，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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